吊几瓶水，就可以痊愈出院。

几瓶水吊远，加根右大腿根部的炎症是消退了，可疥疮又卷土重来。他手指间又冒出很多丘疹和水疱，瘙痒难忍。□□□□也起了红疙瘩，抓又抓不得，只能用手指捏着肉皮揉搓。

医生认为这是淋巴结发炎的并发症，会在淋巴结炎症消退后自然好转。因此，没有额外用药，只是开了几支药膏外敷止痒。

听说不需要输液，王加根就申请出院。

医生却不同意，理由是病情尚未康复，必须留院观察。

王加根已经在医院住了十多天。这里条件极差，吃喝拉撒都不方便，又没地方洗澡，他确实不想继续住下去。就对医生说，不办理出院手续也行，他还是回家去住，每天来医院检查一次。

医生默许，开了一些针剂药，叮嘱他继续打小针，巩固消炎效果。

王加根于是抱起带来的毛毯和枕头，兴高采烈地回家了。尽管没有办出院手续，他还是向学校领导销假，主动要求上班。离期末考试不到一个月时间，他真的不敢再耽误。

丁胜安很感动，也很开明，作主说：“这段日子你可以不坐班。有课时上课，没课就回去休息。讲课站不下来的话，搬把椅子坐着讲也行。你带病坚持工作，可以享受教授待遇！”

办公室里的教师们都笑了。

加根说自己没那么娇嫩，站四十五分钟应该没多大问题。

就这样，他又开始工作了。除了上课，每天还得步行去医院打针。

这段日子天气不好，不是阴天，就是雨天，从早到晚见不着太阳。路也不好走，尤其是从牌坊中学到邹肖村的那段黄土路，泥巴兮兮的，总是让人发愁。加根去医院总得穿胶鞋，打雨伞。

这天他正低着头往花园镇方向走，突然听到有人喊他。抬头一看，竟然是父亲。

王厚义撑着一把黑布伞，驮着塑料编织袋子，迎面朝他走来。

父子俩站在路边交谈了一会儿。

按说王加根应该陪父亲回学校，可他担心错过了医生查房的时间，加上好不容易走过了那段泥巴路，就不打算返回了。

“爸，你自己去学校吧！我打完针马上回来。”

王厚义犹豫片刻，明知故问：“红梅在学校吗？”

“在呀。她上午有三节课。”加根回答，“现在应该在教室。”

“那厨房门是不是开着的？你身上带没带钥匙？”

听到这儿，加根又想送父亲回学校。他知道父亲有顾虑，怕媳妇给脸色他看。

因为白素珍挑拨离间，方红梅窝着一肚子火，正愁没地方发泄呢！王厚义现在来学校，等于送肉上砧板。

至于王厚义是否讲过他们谎称遭遇小偷勒索家里这样的话，王加根表示怀疑，也没有完全否定。是母亲故意编造假话？还是父亲的确说过？真的不好说，似乎都有可能。他也不想去求证这件事情，毕竟事实胜于雄辩。他和方红梅回过王李村，告诉过家里他们被偷的经过，但他们并没有向家里索要一分钱。这不就结了么？

“我陪他回学校就能消除红梅对他的成见么？我在场就能减轻红梅对他的仇恨么？如果我回去了，红梅说不定会躲得远远的，连厨房的边儿都不沾。这样反倒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。让红梅去接待他，公公与媳妇面对面，开诚布公地把话说清楚，或许更好一些。”这样一想，王加根就掏出房门钥匙递给父亲，还是去医院了。

到花园卫生院病房后，左等右等没人来查房。王加根百无聊赖，和衣躺在床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朦朦胧胧中，他听到有人在叫他，睁开眼一看，竟然是父亲。

王厚义到牌坊中学没有见到方红梅，但厨房门是开着的。他见桌上有一碗冷稀饭，就端起来吃了。留下带来的东西，就来了医院。

“蛇皮袋里装着我的两件旧毛衣，都破了。我想让红梅帮忙拆掉，两件合在一起重新打成一件。不晓得她有没有时间。”王厚义小心翼翼地问。

王加根说：“穿毛衣要等到秋天，又不是太着急。好几个月时间，应该没多大问题。”

厚义这才放了心，又说：“我不晓得你得病住院，没带什么东西。现在去街上买两斤排骨吧！”

加根说不用。

“你等着我啊！我马上就回来。”厚义不由分说地离开了。

没一会儿，值班医生就来查房了。检查了王加根的患处，觉得情况还好，又开了一些针剂药，嘱咐他继续打小针。

王加根于是去取药，打完针之后，站在医院大门口等父亲。

大约等了十几分钟，王厚义从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过来了。他一手拎着用稻草绳子系着的两根猪排骨，一手拿着几根香蕉，高兴地说：“本来想买条黑鱼的，太贵了，身上的钱不够。明天你自己去买吧！黑鱼吃了好，是补人的。”

父子俩回到牌坊中学时，方红梅正在做午饭。

她没有与王厚义打招呼，不冷不热，也没有恶言恶语。

王加根见此，没有提织毛衣的事情。

吃过午饭，王厚义就要回家。说现在正是忙的时候，加叶加花又调皮，家里离了他不行。临出门时，他又劝加根给潜江的大伯和三叔写信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是长辈，是加根最亲的人。

王加根没有吱声，也没有写信的打算。他恨死了这些有血缘关系却没有一点儿人情味的亲戚。他还记得爷爷活着的时候，厚义经常因为收不到他们承诺的生活费而骂人。三弟兄见面就为老人的赡养问题扯皮。总是把爷爷推过来推过去，最终还是推到了王李村，一直到老人离开人世。这种无情无义的叔叔、伯伯、婶婶、婶妈，加根怎么可能给他们写信！

送走父亲，王加根才打开塑料编织袋，拿出那两件旧毛衣，向方红梅说明父亲的意图。

“不织！”方红梅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，口气相当生硬，“我没时间！”

王加根感到很为难。

他语塞了好半天，嗫嚅道：“东西送都送来了，不织怎么办？”

“原样给他送回去！”

“可是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”

“你答应了你帮他织！”方红梅没好气地说，“我工作那么忙，还要忙家务和自学，马上又要去武汉面授，有三门课程要结业考试。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，哪儿来的时间织毛衣？”

王加根又不作声了。

他的确不愿意把毛衣原样送回王李村。不管王厚义以前做过什么，说过什么，但这个人毕竟是他父亲。这次来时又表现得那么可怜，求红梅织毛衣的愿望相当恳切。如果红梅坚持不织的话，他只能去托别人，或者送到花园针织厂，花几个钱加工。对王厚义，谎称是红梅织的。

这事暂时就这样搁下来了。

王加根接连打了一个多星期小针，那个鸡蛋大小的红包就不知滚到哪儿去了。不过，疥疮并没有随之滚蛋。这些讨厌的家伙们继续折磨了他好长一段时间。这期间，徐磊、涂勇、宋双清等好几个师范同学都来过，或祝贺他们结婚，或对王加根表示慰问。

方母、敬文、腊梅也来过。方母带来了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自家种的新鲜蔬菜，敬文和腊梅当然只能空着手来看看。

敬文还导演了一场恶作剧。他装作非常难过的样子，无比悲痛地告诉姐姐和姐夫，说他预考没有考上，落选了，丧失了参加正式高考的资格。

红梅和加根非常意外，又不好过多地责备他。只是不停地叹息和惋惜，担心家里两个老人受不了这打击。

“骗你们的！我预考过了。”这个被方父认定“说话只能作参考”的人最后终于说出了实情。

红梅和加根的脸上这才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“还有个把月就要正式高考。好好擂一下，别让家里人失望。”方红梅满怀期望地叮嘱大弟。

王加根办了出院手续，回学校上班时，又得到一个好消息。牌坊中学领导为他们调剂出了“婚房”——他和方红梅从此可以告别分居办公室两头的日子，合住到一个屋子里。

他们的新居位于正对学校大门的第一排校舍，和初一的两个教室连在一起。一通间加半间，面积有二十多平米。根据他们的要求，学校把那一通间房隔成两半，形成“两室一厅”的格局。和正经八百的套房相比，只是少了厨房和卫生间，再就是没有自来水。

拿到新房钥匙后，王加根开始考虑拖家具的事情。

拦路虎还是没汽车。上次拖木板去方湾，是找方湾街上买水泥的汽车顺带的，这次从方湾拖家具回来，总不能又去找买水泥的汽车送过来吧？更何况，从方湾到花园镇买水泥的汽车，多半是小型农用车，装不下那么多家具。

王加根于是向同事们咨询租汽车的事情。

“租汽车？从花园镇到方湾往返跑一趟，得大几十块钱呢！还不包括家具搬上搬下的人工费。”

宁海涛、肖玉荣、董志芳、赵乾坤、程彩清都说租汽车太贵了，光拖几件家具划不算。

邹贵州听过王加根的难肠事，突然大义凛然地拍了拍胸脯，说这事交给他来办。他去想办法找汽车，而且不花一分钱。

“事后请我们喝一餐酒就行了。”邹贵州笑着说。

这买卖太合算了，加根和红梅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第二天，一辆草绿色的军用汽车开进了牌坊中学校园。身着军装的司机直接来到王加根的宿舍，说是专门来帮忙拖家具的。

王加根这才明白，邹贵州去找驻军部队要了一辆车。

这个邹会计，面子还真不小呢！

满满一汽车家具拖回来之后，他们那空荡荡的新房一下子充实起来了，平添了几分喜庆的气氛。不过，因为家具没有上油漆，看上去还是不像“婚房”，倒像一个家具店。

他们暂时还没有油漆家具的打算。

这两个月的工资，除了日常花销，基本上都送给了医院。王加根马上要报考下半年的自学考试，方红梅暑假要去武汉面授学习二十多天，学校的两百元借款还没有还。这“三座大山”压在头上，让他们喘不过气来，哪里还敢动油漆家具的心思？

缓缓吧！等手头宽裕一点儿再说。反正没做油漆的家具也能凑合着用，没有必要那么着急。

眼下的当务之急，是解决做饭的燃料问题。

由于煤油供应紧张，煤油不好买。他们以前用的煤油，都是托关系、找熟人，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买到的。烧煤油炉火力不足，而且烟雾很大，容易熏黑家里的东西。居家过日子，长期烧煤油炉绝对不行。慎重考虑，他们决定改用蜂窝煤炉子做饭炒菜。不过，买煤同样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。

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户口都在学校集体户口本上，没有单独立户。集体户口没有生活煤供应，他们只能去买“黑市”煤。“黑市”煤价格贵、质量差。不是生不着火，就是封不住炉子，特别让人闹心。

出院不久，王加根就着手办理单独立户的事情。

花园区派出所户籍民警审查完资料，明确告诉他，单独立户没有问题，但他们的住所在农村，只有粮油供应，没有生活用煤供应。要想获得生活煤供应指标，就必须把户口落在花园镇。

王加根又跑到花园镇派出所咨询。

花园镇派出所的答复是：落户地址应以实际住所为准，王加根和方红梅住在牌坊中学，住所地址只能写成“花园区邹肖村”，不能落户到花园镇。

事情就这样僵住了。

为了解决燃煤之急，王加根一次又一次地往花园镇派出所跑，求爷爷，告奶奶，好话说了一箩筐，但户籍民警就是不答应。

同样是公办教师，同样属于国家干部，为什么户口落在农村就没有生活煤指标？工作和生活在农村就不用烧煤吗？城镇居民凭什么就高人一等？这都是些什么狗屁政策！加根和红梅在办公室里说起这些不合理规定时，总是牢骚满腹，愤愤不平。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这事被初三语文教师肖玉荣听到后，居然很快就帮他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案。

肖玉荣说，花园镇派出所负责办理户籍的民警是她中专时的同学。她们关系不错，可以帮忙说说情，看能否通融一下。

结果，肖玉荣一出面，事情就迎刃而解了。

王加根和方红梅顺利地领到了《城镇居民户口簿》，住所地址莫须有地写成了“花园镇中山后街”。

凭借这个户口本，他们去花园粮店领回了绿塑料封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