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民。他有过短暂的失落，但很快就发现，如今的生产队长也没什么当头。出工收工不用敲钟，每天的农活不用分派，政治学习基本上不搞了，会也不怎么开了。生产队长成了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。现在各家种各家的责任田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。哪里还需要生产队长发号施令？他因此觉得，专心专意营务好责任田和自留地是根本，没有必要去为两旁世人的死活操心。

“快吃饭，菜都冷了。”胡月娥催促躺在椅子上歇息的王厚义，又问，“你们爷儿俩要不要喝点酒？”

王厚义没有吭声。

胡月娥于是把神台上的大半瓶散白酒提过来，又进厨房拿来两个酒杯。

桌上大碗小碟，看起来相当丰盛。油炸花生米，番茄炒鸡蛋，蒸南瓜，烧茄子，清炒苋菜。最难得的是，还有一盘荤菜：青椒炒猪耳朵。这些都是胡月娥一手操办的。她趁着厚义爷儿俩挑麦捆的工夫，跑到双峰管理区的街上，买回了半斤卤猪耳朵和一瓶豆油。

尽管王加根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“妈”，对她总是不冷不热，去年因为她骂胡太婆，还与她大闹过一回，但胡月娥不敢与加根计较。至少，在表面上没有显露出怠慢和不满。加根每次回家，她都表现得比较热情。当后妈的难处和苦衷，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。

加根陪着父亲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把大半瓶散白酒喝光了。他头晕晕乎乎的，也顾不上满身臭汗，连澡都没洗，就倒在床上睡了。

这一觉睡得真沉。醒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中午。

吃过午饭，加根戴上一顶草帽，挑起一担水桶，拎着一个小铁铲，跟着同样是戴草帽、挑水桶、提长嘴铁壶的王厚义，去责任田补棉花苗，浇棉花水。

棉花苗通常是用营养钵培育，送到地里栽种，但成活的情况差异较大，以至于有的地方长得茂盛，有的地方稀稀拉拉，留出大块的空地。补苗就是把密集地方的苗儿，挪到稀疏的地方来，让棉花苗间距合理，在整块地里分布均匀，便于生长。

到达目的地，王厚义把水桶和扁担搁在地头，从水桶里拿出铁铲，教加根补棉花苗。他先用铁铲在缺苗的地方挖一个有坡度的小坑，再到棉花苗拥挤的地方去取苗。取苗时，从四周下铲插入，使苗儿与泥土形成一个整体。他告诫加根，不要让取出的土块松散，否则苗儿就不易成活。把苗儿连同泥土一块儿放入之前挖好的小坑，再把挖小坑时取出的泥土填入取苗的地方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这是个精细活儿。把取出的苗儿放入小土坑之后，还要用铁铲插入小土坑四周，轻轻地往拢挤压，使挪动的土块与新地方连成一体。

加根一边跟着学，一边发感叹：生产队的时候，谁还做这种事情！棉花苗是稀是疏听天由命。密的地方让它们挤死，或者锄草的时候锄掉几棵；没长出苗的地方就空着，没有哪个考虑将来的收成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各家各户都希望在有限土地里，获得最大收益。种田就如同绣花一样细心。

补完整块地里的棉花苗，花了近两个小时。

初夏的阳光毒辣得很，烤得人浑身软绵绵的。田野里看不到一棵树，连歇息的树阴都找不到。因为酷热，加根也顾不上晒了，取下草帽，不停地扁着风。

王厚义坐在田埂上，抽了几袋旱烟。然后站起身，从他挑来的水桶里拎出装有尿素的塑料编织袋，以及平常用来装凉开水的土陶壶。水桶腾空后，他就拿起扁担挑起桶，前往不远处的池塘里去挑水。

加根也挑起水桶，跟在父亲后面。

两担水挑到地头后，厚义打开塑料编织袋，往铁壶和土陶壶里各抓了一把尿素，再注满水，找了根树枝搅了搅。然后，父子俩一人提起一只壶，顺着棉花的行路浇水。

这种工作一箭双雕，既浇了水，又施了肥。

加根觉得挺有水平、挺有趣的。四桶水全部浇完，他已是雨汗同流，衬衣都湿透了。但棉花地只浇了四分之一的样子，他们还得往池塘那边儿跑——每人至少还得挑三担水。

厚义担心加根吃不消，叫儿子只负责浇水，由他一个人来挑水。

加根硬撑着又挑了一担水，结果肩膀磨破了皮，扁担一搁上就疼。无奈，他只有老老实实听从父亲的安排，专心专意浇化肥水。

父子俩同心协力干完地里的活儿，已是薄暮时分。

假期的第三天，加根接到的任务是车水，浇灌秧田。

以前生产队灌溉秧田，主要靠抽水机或者大型脚踏水车。包产到户后使用得较多的是小型水车。

小型水车用把手推拉车水，通常只需一两个人。

这种水车的外观是一个长条型的木制槽桶，槽桶内部用木板隔成上下两层。水车两端各有一个木制的车轴，车轴上缠绕着有固定桑木叶片的木制链条。将水车的一头没进池塘，一头连着农田。人用把手推拉转动车轴，木制链条和叶片就会呼拉拉地运行，把池塘里的水提升起来，汩汩地流进农田。

加根觉得车水特别有趣。趁着父亲在秧田里扯野草的空隙，他一只手拿起一个把手，左右开弓，很轻松地就把水提上来了。听着桑木叶片刮着木板的欢唱和哗哗地流水声，他得意极了，感觉快乐无比。但是，没一会儿功夫，他的手就开始酸软，推拉不动把手了。不得不停下，等着王厚义来帮忙。

父子俩一人握着一只把手，推拉槽桶两侧的木柄。木制链条和叶片匀速运行，比一个人操作要轻松许多。尽管这样，加根还是得间隔交换两手，才能跟上父亲的节奏。车了半个小时的样子，他的右手掌已经打起了血泡。

王厚义见儿子累得气喘吁吁，从头到脚汗水淋淋，提议歇一会儿。他一边抽着旱烟袋，一边扛起铁锹，沿田埂走，准备去看看浇灌得如何。他家的责任田没有挨着池塘，车起来的水必须流经好几家人的责任田，才能到达。因此，无法预测浇灌的效果。

“应该差不多了吧！”加根这样推测。

他满怀期望，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带来好消息。

十分钟后，王厚义扛着铁锹转了回来。老远就说：“水刚进我家秧田，淹了一个脑壳。”

王加根听后，整个人如同泄了气的皮球，实在不想继续车水了。

“五一”假期结束，节后上班的第一天，方红梅刚在座位上坐下，就听到教导主任周东明在语文教研组门口叫她。

“小方，你来一下”。

她马上站起身，随周东明来到学校领导办公室。

“是这样。小阮老师病了，初步诊断为败血症，也有可能是白血病，就是人们常说的血癌。”周东明声音低沉地通报，同时不停地摇头叹息，“小阮老师情绪很不好，听说遗书都写好了。唉！这么年轻，也确实可怜。”

听到这儿，方红梅也感到惋惜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小阮老师和他家人都不甘心，想去武汉的大医院再看看。他向学校请了病假，可能会有段日子上不了班。”周东明这才转入正题，“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，小阮老师病休期间的语文课暂时由你担任。反正你和他是平行班，不用另外备课。也就是同样的课文多讲一遍，再就是多改几本作业。”

同事患病请假，彼此互相关照，本是人之常情。替小阮老师上课，就算再苦再累，方红梅也会答应。可周东明安排工作时说话的语气，让她感觉特别不舒服。什么叫“也就是同样的课文多讲一遍，再就是多改几本作业”？

方红梅负责一个班的语文和六个班的音乐，每周要上十三节课，如果加上小阮老师的七节语文，一个星期就是二十节课。平均算下来，每天至少要上四节课。连续讲四节课，喉咙不冒烟才怪呢！另外，还要写教案、改作业，履行班主任职责。尤其是批改作文，两个班有一百四十多个学生。批改一百四十多篇作文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！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，周东明应该很清楚，却用如此轻松的语气来安排工作。

“周主任，你也是语文教师出身啊！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轻松又可以领取代课费的活儿，我可以让给你，你来试试！”方红梅内心里非常反感，真想这样回敬周东明。但想到这人毕竟是自己的老师，又是学校领导，就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。她什么也没讲，怏怏不快地退出了学校领导办公室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的境遇总比小阮老师要好。人家都患绝症了，我吃点苦、受点累又算得了什么？”方红梅这样自我安慰，心情也就慢慢平和下来了。

不过，说实在话，她这段日子精神压力很大，主要是由于奶奶病情加重引起的。

老人家瘦得皮包骨头，像一根干柴棒。整天躺在床上，说话有气无力，也不吃什么东西。方父每天都要背着她去方湾卫生院打针。方母则为婆婆端茶倒水，煎中药，扶侍她吃喝拉撒，清洗弄脏的床单、被子和衣物。老人家偶尔有了食欲，想吃点儿好东西，家里又没钱。方父就去找人借，尽量满足她的要求，尽一份孝心。

方父并非奶奶亲生，与奶奶没有血缘关系。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，六岁时被奶奶收养。奶奶把方父抚养长大，供他上学读书。在他上中学的时候，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儿，作为童养媳——也就是现在的方母。方父方母结婚的第二年，生下了方红梅。

推算起来，红梅她爸妈结婚的时间，与加根父母结婚年份正好一样，都是一九六二年。两人的家庭何其相似！祖辈到父辈都不是因血缘关系而延续，王加根和方红梅又分别是他们家里父辈下一代的长子和长女。两个如此出身的人相遇和相爱，确实是有缘份。

奶奶一病，方母就不能下地干活了。方父又在医院做饭，难得抽出时间照顾家里。敬武年龄尚小，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。腊梅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参加中考，处于冲刺阶段，更不能分心。顶替方母料理家务、扶侍奶奶的责任，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方红梅肩上。

这段日子，她午饭晚饭都在家里吃。吃过午饭，只能守在家里，一直忙到下午快上课时再走，让方母能够抽空去责任田里干个把小时农活儿。晚饭后，她在家里呆的时间更长，往往到十点钟之后再到方湾中学睡觉。眼看奶奶病病怏怏，如风中之烛一天不如一天，她总是忍不住暗自伤心，偷偷流泪，肝胆俱裂一般难受。她多么害怕奶奶死去啊！奶奶操劳一生，还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、没享什么福呢！

还有方母，这段日子头上多出好些白发，没有变白的头发也显得焦黄，如枯萎的稻草。并且眼眶塌陷，眼袋浮肿。蜡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嘴唇泛白，没有一点儿血色。

这都是操劳过度和营养不良导致的啊！

方红梅想去买点儿好吃的东西，改善家人的生活，但没钱啊！她的工资都给了在孝天城读书的大弟敬文。“五一”期间去武汉旅游的花费，主要由王加根承担，一直让她心里感觉过意不去。

好不容易等到十五号，也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。她上完第三节课，就去学校出纳员那儿领了工资。

第四节课没她的，于是向语文教研组长打了声招呼，准备抽空去公社粮店买三十斤大米，放学后顺便带回家。

回到宿舍，她从工资中抽出买大米的钱，把剩下的二十元钱装进一个信封，锁在书桌的抽屉里。然后找出那条用来装米的布袋子，前往学校隔壁的公社粮店。

大米属于国家统购统销商品，只有在公社粮店才能够买到，价格也是国家统一规定的。

方红梅去买大米的时候，受了点儿窝囊气。

她付过钱、开完票之后，把单子递交给营业员。营业员只是把磅秤上的秤砣挪到三十斤的位置，要求顾客自己动手往秤盘里装米。

这是什么服务态度？她据理力争，指出营业员不应该这样做。

营业员却说起了风凉话，反唇相讥：“觉得我服务态度不好？你可以不来呀！我又没有请你来。”

“那还不是因为你们独家经营！”方红梅气呼呼地说，“得瑟什么？等将来粮、棉、油买卖放开了，允许其他单位和个人经营，你们这些人的末日就到了！”

拎着大米走出方湾公社粮店，联想起上次在银行取钱时，碰到的那位业务生疏的银行职员，她心里越发不平衡。这些知识贫乏、能力低下、服务态度又差的家伙们，凭什么享受那么好的待遇？凭什么工资比中小学教师高那么多？

等她愤愤不平的回到宿舍，又遭遇更大的打击。她的宿舍门敞开着，书桌的抽屉没有锁，那个装有二十元钱的信封不见了。

刚才离开的时候没有锁门吗？她记得自己是锁了门的。会不会是腊梅回来过？离开的时候又忘记了锁门？腊梅有她宿舍的钥匙。平时课间休息时，腊